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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所以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制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会有较大危机。从2002年到2015年，据价值网数据显示，中国的技术进出口在的比重，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变化。
 

　　一个是在贸易出口中，我们已开始由早的加工贸易，即赚劳动力，向一般贸易转变了。加工贸易下降，一般贸易增长。
 

　　另一个体现在品类上，中国贸易在贸易品类中，低技术型的品类在下降，高技术的品类在增长，而且这个增长呈现系统性趋势。
 

　　被市场普遍接受、在竞争中融合的多样模式，才是中国模式
 

　　周晓鹏：提到智能制造，一般会提到机器人的使用。例如富士康在生产线中一次引进了4万台机器人。这延伸出一个问题，一方面意味着未来对于产业工人，知识的需求会增加。另一方面，也意味着，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，因为达不到要求，而面临着重新选择或者下岗的境地。所以，从产业工人角度来讲，培训这一块如何去做，对未来失业的影响，您怎样看？
 

　　朱恒源：先说造成的原因。这是因为人工价格增高，就会用机器来替代。这要求将来的工人，要把生产线上重复简单的工作，更多地变成有一些管理、有一些实力，并且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工作。这个过程也适应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。
 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机器人替代了工人怎么办？其实不是不需要人，而是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了，需要随之升级。所以现在重要的事情在于，我们对于高中教育可能需要重新定位，尤其是农村的高中教育。
 

　　中国制造过去20年间非常重要的进展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，整个国家，从政府、到民间、到社会的家长们，仍然很重视教育。所以大学的毛入学率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是超前的。正是这个超前孕育了中国制造业过去二十年的反应。而且这个反应从简单的成本依赖型，逐渐地向富有技术含量，效率提高的方向转移。
 

　　周晓鹏：我们发现德国的教育体制，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。两者之间是互通的。这有助于培养很多职业的产业人员。中国未来可能也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。那么推动这个方式，究竟是哪个部门来牵头？比如说是院校？教育部门？还是人力社会保障部？
 

　　朱恒源：作为一个学者，我既不认为自己有能力，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给政府部门和产业去下指导棋。但我们必须认同的就是要让教育系统去行动。整个教育系统，要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储备人才。这样，社会中有产生不同看法。比如，有人说应该学德国，有人说要学美国，还有人说要学日本。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？举例而言，中国的电信制造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早的时候是八国九制，集中在市场上，每一个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并且有规模经济性，可以持续发展。甚至在发展过程中，大家相互借鉴、吸收融合，终自成体系。
 

　　作为一个学者，我乐见于不同的人才成长和人才培养模式，在中国试验、各自发展。而且我也乐见这些不同模式之间，相互竞争并在竞争中融合。因为只有这种竞争中融合，被市场普遍接受的模式，才是适应中国的模式。
 

　　创新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过程
 

　　周晓鹏：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的创新，从现状来看，也存在一些忧虑。一方面担心这种创新会变成一种泡沫，或者会变成一种资本运作的概念，又或者变成一种运动性的东西。您认为到底一个国家的创新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的条件，应该如何去做？
 

　　朱恒源：其实我们对创新可能有一些误解。，我反对所谓单纯的从技术角度的创新。因为创新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过程，只有可持续的商业过程发展得好，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新。第二，我觉得创新是不断地试验的过程。换言之，是一个不断地试探，失败，失败以后再试探的过程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创新是一个昂贵的事情。
 

　　虽然大家知道中国的GDP号称，但看我们自己的发展水平，到现在为止，依然在可能排80几位、将近90位。也是说，我们的水平仍旧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，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。但按创新强度，我们在里能排到二三十位。
 

　　所以，我们为中国产业界这20年的进步而感到高兴。因为当业界创新的时候，剩下的事情，只要通过不断试验，就能找到自己发展道路的问题。所以我对未来不是特别担心。
 

　　(原标题：中国智能制造：适应本土化的创新是关键　——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朱恒源谈智能制造)